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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語圈同樂節】
從改篇莫里哀戲劇感受「孤獨」哲學——鄧樹榮與唐睿
現時全球五大洲有近 3 億名法語使用者，由同一語言聯繫，法語圈成員國家每年三月都會共同舉辦各項活動，致力推廣法語國家文化。香港「法語圈同樂節」同樣為香港人帶來法語文化盛會。
今年法語圈同樂節適逢莫里哀誕辰400周年，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及香港法國文化協會及其他合辦機構與合作伙伴為大家呈獻一系列相關活動，包括由香港資深戲劇工作者鄧樹榮及作家唐睿博士，分享以現代角度演繹和理解莫里哀與法國戲劇的經典作品。研討會吸引過百位法國戲劇愛好者線上參與，與嘉賓踴躍互動，感受法國古典美學。
法國劇作家莫里哀（Molière）是現代法國喜劇創始者，亦是古典主義作家的代表，莫里哀的語言與戲劇對後世影響深遠。
鄧樹榮的法國戲劇改篇
鄧樹榮的三十年劇場工作生涯中，不少作品都與法國經典有所聯繫，當然不乏莫里哀的作品。改篇經典常引人思考，到底如何可以將不同時代與文化背景的古典主義戲劇作品帶到現代觀眾眼前。
將法國所學帶回香港舞台
對鄧樹榮而言，古典主義戲劇的不同構成也讓他在戲場上作出不同處理，其中一例就是簡約舞台風格與當代美學概念的融合。
1996 年，鄧樹榮為澳門藝術節導演莫里哀的《吝嗇鬼》（L’avare），那是鄧樹榮第二次導演莫里哀作品。值得分享的除了是劇本是由鄧樹榮直接由法文原著翻譯成廣東話外，他採用的舞台設計也有其深思。
「《吝嗇鬼》要考慮的是改篇的處境和限制。」鄧樹榮指出當年場地限制成為一大困難——舞台淺而矮、演員多。鄧樹榮留法時，曾欣賞過由意大利導演 Dario Fo 改篇莫里哀的《飛行醫生》（Le Médecin Volant），當時導演一方面保留古典主義戲劇簡約的舞台，同時加入現化戲劇的元素，擴大觀眾對舞台的想象空間，令鄧樹榮印象深刻。
於是面對舞台限制，鄧樹榮導演《吝嗇鬼》時就採用了簡約主義作為藝術上的處理方式，以樓梯將舞台分層，建構舞台空間。「我運用了劇場主義的手法，同時回應了在莫里哀年代，除了『三一律』外常被鼓吹的『劇場性』——演員是演戲給觀眾」。
導演《吝嗇鬼》的機會正是讓鄧樹榮從法國回港後作實踐和試驗，「在法國看到高水平的作品，回到亞洲，大部分觀眾對法國文化都不怎了解，如何將法國作品與觀眾有更深層的對話呢？自從這劇開始鑽研近三十年了」。
戲劇的兩種語言？
說到古典主義戲劇，唐睿就先提到當中對文體極高的要求，「當時會用到亞歷山大體（alexandrin），其實單從閱讀劇本很難欣賞到」。要如何可以感受運用到亞歷山大體的戲劇力量？這就是閱讀與朗讀、劇本與戲劇的關係。
鄧樹榮指出「（亞歷山大體）是法語中很重要很重要語言上的工具」。亞歷山大體分為每行十二個音節（pied），且重視押韻，例如莫里哀的《偽君子》（Tartuffe）就運用亞歷山大體寫成。「慢慢朗讀，就會讀出戲劇的詩意和張力，非常神奇！就好像導盲犬一樣，一直跟著語言前行，就會察覺自己的內在也有轉變」。
唐睿也指出，雖然莫里哀的喜劇作品與其他古典主義的悲劇相比，在語言上的限制應已相對寬鬆。但要將法國經典戲劇作品帶到香港，鄧樹榮在劇場處理、語言運用上就作出很大轉變——鄧樹榮運用了演員的形體，減少語言的影響。
2005年，鄧樹榮導演由演藝學院學生主演的拉辛（Racine）作品《菲爾德》，當時演藝學院在云云古典主義作品中只演過莫里哀的喜劇，古典主義悲劇「對學生來說很難做，心理過程太複雜，台詞很多」。
但鄧樹榮就說服其他導師，「如果我們多花時間處理身體，有可能身體的處理能幫助學生去『說』」。於是鄧樹榮親自將《菲爾德》從亞歷山大體翻譯成廣東話台詞，利用簡約方式和後劇場的方式表現。
「當時作為導師，我覺得需要讓同學最好的一面，透過身體作為載體表達出來。表現藝術講求的是感受、表達，和當中的自我轉化」，於是鄧樹榮在排戲的最初兩星期，要求演員不用語言，只以身體表達劇本內在的動力，兩星期後才加上台詞。
「這是兩種詞彙，身體是一種，另一種就是語言」，讓鄧樹榮於戲劇方法上的實踐又一體會。
改篇與原創的角力
要將莫里哀與法國古典戲劇帶到現代香港，當中細節怎樣改動、如何保留，也就是不少人思考改篇和原創作品的關係。換句話說，單看法國古典戲劇似乎很難，但應不應該和如何將它變得更為容易、更本土？
唐睿都觀察到，鄧樹榮的作品多年來都在思考如何將法國戲劇注入本地元素，探索和幫助公眾進入法國戲劇的世界，在「原汁原味」之中也有「香港」的部分，「看出是將兩個文化的血液融合的過程」。
鄧樹榮就回應指，改篇作品「有兩條路可走」——第一，劇本、演繹方式、舞台美學等都按照原型，讓觀眾知道作品的根源；另一方法是，將作品的原型呈現另一個「演出」予觀眾。鄧樹榮的作品，例如《鴨蛋街（烏龍）殺人事件》就以後者方式展現，「我無刻意強調這是一個法國的作品」。
「藝術是扣問，扣問個體是甚麼」
鄧樹榮重視作品的內在，從戲劇中思考，將法國劇作家的哲學內化到自己的體會。
其中一個改篇奧芬巴哈的《荷夫曼的故事》（Les Contes d'Hoffmann）就更是感受甚多，更有領悟，「人永遠需要懂得與孤獨相處，有真正的孤獨，也可以與人生有真正的連結；有真正的連結，才有真正的關注」。
於鄧樹榮而言，了解多國文化，融合創作的過程中，就讓他感受到人作為個體的事實，「每個個體都有自己職責、自己追求人生最圓滿的生活」。
甚麼是最圓滿？法國戲劇多年來探討的正是這個問題，直至今天，不論是法國還是香港的藝術工作者，也一直探索與感受「個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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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樹榮與唐睿都曾在法國留學，亦同樣從事文化藝術創作。鄧樹榮先生為香港著名劇場導演及戲劇教育家，八九十年代於巴黎接受演員訓練。其作品融匯古今，曾於多個國際藝術節上演，亦曾擔任演藝學院戲劇學院院長，桃李滿門。唐睿博士多年進行文學創作與教育，亦從事法漢文學翻譯，譯有《行腳商》（散文）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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